在日前举办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研讨会上，专家建议调整“撤点并校”政策。统计显示，从2000年至2010年，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了52.1%。学者刘善槐指出，撤校后学生上学距离平均变远4.05公里，安全隐患增加;住宿生的平均年花费是1157.38元，成为农村家庭的额外开支。

　　始于2001年的撤点并校政策，至今已施行11年，原是为了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如今，两面性充分暴露出来。近几年，上学难、辍学现象以及校车事故等，都大大削弱了公众对这一善政的良性预期，在城市化不可逆转、撤并难言到位的前提下，显然有必要对撤点并校政策作整体重估和再调整。

　　撤点并校的宏观方向是需要肯定的。传统的“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的教学布局，方便了就学，却也造成了管理的混乱，更无助于扭转农村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加上随迁子女的增多以及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村村办学”必然导致教育投资效益低下，这些因素都对重新布局教育资源提出了刚性要求。因此，中央在2001年铺开了撤并政策，并迅速推进，到2007年就撤并近1/2至2/3的教学点。

　　实施撤点并校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人口减少，但实际上1998到2007九年间，全国学校数目减少了47.50%，而人口减少了24.30%，这表明，撤并进程并未与人口数紧密挂钩，而是呈现出跃进的倾向。脱离了人口这一基本参照后，政策的悬空使其负面效果逐渐显现并放大。受教育成本增加，辍学现象加剧，学校管理负担加重，儿童过早被寄宿制束缚身心，巨型学校、巨型班级影响教学质量，上学安全隐患难以消弭……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撤点并校驶入误区的结果，它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也因此被弱化。

　　撤点并校驶入误区的原因是撤并速度与质量失去了平衡，撤并由传统的“点多面广”的极端走向了“高度集约”的极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撤点并校在责任的划分上自始至终都模糊不清，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学校与学生各应担负多少政策成本，缺乏比较细致、严谨的依据。

　　撤点并校的指导原则是“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这避免了一刀切，却也赋予了地方过大的裁量权。由于撤并与否，直接对应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成本，因而不少地方为缩减自身负担盲目撤并，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了家长及学生。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由原来的“三级办学两级管理”(县、乡、村办学，县、乡两级管理)，改为以县为主的新体制，税费改革取消了教育集资和教育费附加之后，为了缓解农村教育面临的财政紧张，基层往往热衷于大跃进式地撤并教学点以泄压。

　　基层的办学压力不应该转移到百姓身上。撤点并校的推行，是为了追求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这本质上还是服务于减轻学校、学生负担。那么，撤并政策要想实现其价值，就必须厘清各方的职责、所应担负的政策成本，而不是仅仅设定一个大的框架，然后任由地方自由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