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始，多地小学和幼儿园购买的新校车上牌难。据厦门媒体报道，当地教育局制定的《关于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安全工程的实施意见》要求，校车安全工程需要12个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而国务院制定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已在4月公布施行，但多地尚未制定实施细则。(9月6日《中国青年报》)

　　校车安全立法在近年的立法进程中堪称表率。事实上，国务院制定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早在4月5日就公布施行，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校车安全管理，保障乘坐校车学生的人身安全”。按理说，新条例颁布后，各地自然可以赶在新学年到来之前出台具体细则与之接轨，让孩子早日坐上安全的校车。吊诡的是，不曾想新买的校车竟然会在办理相关营运手续、上牌时“卡壳”。眼下孩子已经开学，都眼巴巴等着校车投入使用，面对诡异的“上牌难”，公众自然有理由问一声：早干什么去了?

　　一辆校车，困在12只审批的皮球面前。这话也许略显刻薄，却也道尽了尴尬的现状。真正的问题在于两个层面：一者，从实践上说，新条例之前，一些城市的幼儿园就有过新校车无法上牌照的遭遇，譬如半年前沈阳市商业幼儿园还在为花20万元购置的校车上不了牌照而发愁，此类事件披露后，为什么没能警醒其他地方部门、在校车上路前早点设置好“红绿灯”?二者，程序上看，新条例中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的实施办法。”此外，为了敦促各地尽快落实，8月6日，教育部等20个部门还联合发出《关于贯彻落实〈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与此同时，国务院还批准成立了校车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如此高密度、大力度的推进之下，为什么地方细则仍是“呼之不出”?

　　关于校车上路问题，如果说在钱上“卡脖子”尚且属于“不可抗力”，那么，在制度上遭遇“玻璃天花板”可能要让人气绝。审批难的背后，无非两个因素：一是衙门作风，“公章旅行”惯了，无利不起早，没人愿意主动牵头，结果人人都是责任人、人人其实都不是责任人，找谁都不合适;二是规避责任，校车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累累事故更是对应着法律或行政的责任，谁审批、谁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多部门都愿意躲在后面，不愿意与审批沾边。一边是闲置的校车，一边是接送的困苦，新条例究竟有多大的技术难度非得难产于开学前?谁又对上不了路的新校车负责?

　　善政不得善终的路数，要么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么是上有政策、下无动作——前者参见楼市宏调，后者呈现于校车的命运。给校车上个牌究竟有多难?逻辑上说，这是太容易不过的事情，难的是如何把一件亟待纾解的民生工程，活生生折腾成了多头管理、管而不理的公案——说得柔和一点，这是执行力的问题;说得严肃一点，这是明晃晃的不作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校车在、上牌的意愿在，那么，横亘在“上不了牌”路上的所有权力阻力，都当被问责。

　　真正的问题是，对地方部门来说，能不能拿出招商引资的速度、拿出稳增长的力度，在新学期还没有走到尾巴的时候，合理合法地给合格校车挂上牌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