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校车问题，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让校车投入有保障。只要这个问题能够解决，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安全与国情之间的“两难选择”。

　　另外，有些企业在提出质疑的同时，实际上也面临这样的质疑——如何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又能保障校车的安全?是否存在这样的技术可能?如果有的话，也应该形成系统的方案提交给有关部门。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因为安全标准较低而出了校车事故，谁来承担责任?

　　而不能不说的是，争议当中还有很多误解的成分。校车是否一刀切采用双层大型巴士，只是有关企业的建议。校车允许采用怎样的车型，校车国标草案中并未涉及。这也说明，校车国标强调的只是校车安全标准，而不是校车大小的标准。将来一些地方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购买大、中、小型的校车。

　　事实上，有些人士拿“国情论”作为降低校车安全标准的理由，恰恰忘记了建立全国性的校车制度，就是要改变这样一种“没钱办教育”的“国情”——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一谈到教育问题、孩子们的问题，第一反应就是缺钱，办不了事，而到了“三公”和形象工程上，则是大方得很。

　　现在，中央力推农村学生营养餐计划、校车工程，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定期晒“三公”经费，其实也正是要改变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三公”支出财大气粗，教育投入挤牙膏的“国情”。

　　当然，各级财政即便用于校车，也不能铺张浪费。毕竟很多民生领域也需要财政投入。有关方面，可以根据这个“国情”，在不降低校车安全标准的前提下，制定能够降低制造成本的校车国标，但绝不能以“国家没钱”为由牺牲校车安全。实质上，如果校车安全标准“缩水”，在公众看来，也就意味着政府责任“缩水”。

　　去年，全国财政超收30%左右，央企盈利近万亿。在公众看来，推行校车制度安全与国情兼顾，或许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