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草案规定“发现校车不安全未成年人应当拒绝乘坐”，显然是一个赋权性质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或许只能起到“有胜于无”的作用。首先是校车安全与否，许多时候并不是直观的，除严重超员、司机酒驾之类情形，多数情况下单凭肉眼是看不出安全问题的;其次是未成年人心智发育水平和社会阅历限制，他们不具备“发现校车不安全因素”的能力，或者无力抗拒家长、管理人员的指示，因而几乎没能力行使这种“拒绝乘坐权”。

　　正在制定中的《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有多项创新规定，其中包括：禁止相关机构为未成年人进行纯粹美容性质的整形手术和文身、发现校车不安全未成年人应当拒绝乘坐、教师医生社工等发现侵害未成人行为时要强制报告等。

　　地方立法本身就有探索性，在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前提下进行创新，应予支持和鼓励。但同时也必须指出，立法创新应以“可行”为前提和基础，防止创新内容成为空头支票。

　　草案的上述几项创新规定，有些就缺乏可行性。比如，禁止相关机构为未成年人进行纯粹美容性质的整形手术，这一规定目前就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它的有效实施有赖于“医疗整形”概念的界定，哪些属于整形手术，哪些属于“纯粹美容性质”的整形手术，至今都没有权威的区分标准，行政监管上也存在较大局限。有家长就提出，拉双眼皮和矫正牙齿，算不算纯粹美容性质的整形手术?

　　另外，草案规定“发现校车不安全未成年人应当拒绝乘坐”，显然是一个赋权性质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或许只能起到“有胜于无”的作用。首先是校车安全与否，许多时候并不是直观的，除严重超员、司机酒驾之类情形，多数情况下单凭肉眼是看不出安全问题的;其次是未成年人心智发育水平和社会阅历限制，他们不具备“发现校车不安全因素”的能力，或者无力抗拒家长、管理人员的指示，因而几乎没能力行使这种“拒绝乘坐权”。

　　教师医生社工等发现侵害未成人行为时的强制报告制度，是重要创新，绝对必要。但这项制度也需要形成完整的制度架构，比如既然是强制报告制度，那就要体现出对相关各方的“强制性”。具体说，一要有明确的报告义务人;二要有明确的接受报告的机关或组织;三要有严格的不报告、迟延报告、接报后不依法处置的追责制度;四要有设计报告后的救助机制和措施等。

　　立法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既要致力开拓创新，又不能脱离法律体系独立发挥作用。未成年人立法也一样，在设计一项新制度时，必须保证它的科学合理性和可行性，否则不仅造成法律制度资源的浪费，而且损害法律制度自身的权威性，影响整体法律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的几项创新还需进一步论证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