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种行驶在美国大地的大鼻子、黄颜色、坚固无比的校车，成为媒体上热议的“吉祥物”。

　　甘肃正宁县严重超载的劣质“校车”导致19条幼小的生命凋落后，校车安全事件成为政府和社会极为关注的大问题，人们在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美国那样的校车?在公众舆论的推动下，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公布了《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不可谓不高效。但若相信中央政府出台法规、各级政府拿出专款购车、校车享受公共交通的特权后这一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则过于天真，是对中国公共事务运行的复杂程度估计不足。

　　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校车?校车该怎样运行?出事后责任如何划分?……这一系列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孩子们上学途中的安全问题。提高校车安全指数，只是保障学生安全的一种手段而已，若不着眼于今天中国社会大转型期学生的安全问题，仅仅在校车的各类指标上做文章，难保“校车”不会沦为各级政府的又一政绩工程。

　　过去的一年中，除了正宁县校车惨案外，还有不少学生在路途中发生的安全事故见诸媒体。如我的故乡，湖南邵阳2011年9月一艘渡船倾覆，12人溺亡，其中10人是未成年的学生;再如2011年12月12日下午发生的江苏丰县首羡镇中心小学校车侧翻事故，造成15名学生死亡……

　　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学生一一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在上学途中的风险越来越大，这是个超越教育领域的社会问题。

　　以城市为例，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使 “就近人学”的规定形同虚设，家长们为了儿女的未来不惜花钱跨学区择校，有私家车的父母起早贪黑接送孩子上下学一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早晚堵车高峰中，相当大比例是接送孩子的私家车。而那些进城务工者的子女普遍集中在市郊教学条件很一般的公立学校就读，他们要么搭乘父母的电动车，要么由学校或家长花钱包私家的中巴车甚至微型面包车接送——这类车多是安全隐患较大的旧车。以乡村为例，在笔者读小学时，小学在村里，行走500米即到。由于当时的机动车很少，孩子多与兄弟姐妹或同村小伙伴结伴上学。那时候的乡村相对封闭、民风淳朴，拐卖儿童的事极少。而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各地纷纷撤销村小，合并到乡镇中心小学，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孩子，上学的路途变得相当遥远，而有寄宿条件的学校却不多。因此便有大量类似正宁县那个幼儿园的劣质“校车”行进在乡间公路上，且大多严重超载。

　　由此可见，中国的校车问题远比美国、日本复杂。它的复杂在于中国人口多、各地发展水平差距大，配备相当数量的高质量校车有很大的难度。比如说国务院关于校车的草案，提到校车购置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摊，那么地方由哪一级财政分摊呢?比照义务教育法，多半是县一级政府。县一级财政能不能拿出这笔钱?当然有人说节省三分之一的公车费用就足矣，理论上是这样，但现实操作中减少官员坐骑的花费，简直是虎口夺食。那么，地方政府为了应付校车问题，只能要么降低校车标准，要么增税或乱收费以化解多出来的这部分支出。

　　比校车购置经费问题还要复杂的是，上文谈到中国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城市的公立学校之间、公立与打工学校之间、城乡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相差甚大，许多学生的居住地和学校相距很远，这使校车的运营和管理相当困难。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仅只把校车的配置作为衡量地方行政官员的工作业绩，或者将校车的安全事故作为对行政官员进行“一票否决”的责任追究，而缺乏因地制宜的措施和充分体现民意的监督机制，那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某些地方将购置校车当成政绩工程，校车很豪华而管理跟不上，甚至出现浪费和贪腐现象;二是地方官员害怕校车出事被追究，干脆用行政力量取消民间自助“校车”。

　　当然，值此中国社会大转型之际，学生的上学安全，涉及城乡人口比例变化大、学龄儿童父母迁徙频繁、教育资源不均衡分布等一系列问题，不可能有一跋而就的办法。将校车问题作为解决学生安全问题的突破点，是合适的。但各地政府和教育工作者决不能将其看成一针见效的“灵丹妙药”，对校车的购置、管理不能一刀切，充分考虑各地社情方为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