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校车跟踪调查，发现有财政补贴差异、校车运营状况差以及政府“面子工程”等普及和运营过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在不少关注校车的媒体人和企业人士看来，校车问题似乎成了一个死结，进入到了有安全事故发生各地政府才突击紧抓的恶性循环。

　　对此，记者采访了教育界、汽车行业、企业以及校车运营相关人士进行剖析：校车怪现象到底应该如何去解决。

　　记者：今年10月召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聚焦“依法治国”，您认为我国在校车的管理运营上是否应该有所突破?从出台《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到如今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但安全管理情况仍不尽如人意，是否需要通过法律的约束加以促进调整规范?

　　重庆交通大学教授、巴士与客车年鉴主编王健：在美国、加拿大的校车管理上，将校车作为公共领域的一项交通发展，类似国内的通勤车，并且从联邦以及州法律对校车加以规定，专车专人负责，它们的事故死亡率是很低的。但在我国校车的普及度远没有这么高，并且没有法律约束，这导致校车地方发展不均衡，以至于在发生校车安全事故后的处理上也违背了科学管理。比如今年的湖南湘潭校车落水事故，长沙警方刑拘幼儿园园长、法人，但经查证校车是符合当地标准的校车，那直接责任问题不在园长和法人，政府的做法推诿责任，以简单“连坐”的方式处罚，体现国内没有法律约束的校车管理缺乏科学性。

　　同时，我认为，中国的校车之所以进入到了一个发生事故才去关注的“异化”局面，其中政府官员和媒体是始作俑者的一部分。校车管理的重点不在车辆，而在运营的管理制度上，如何保障学生的运输安全才是核心。但是从各地政府的校车工程来看，对于车的关心程度远高过运营管理制度，这也促使发生浙江温岭地区有了车却没法开起来的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