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顺应学龄人口大幅度减少、人口大规模流动而在农村开展的“撤点并校”政策，已实施十年有余。2011年所发生的诸多校车事故，以及引发民间行动的农村儿童营养问题等，正突显出这一政策带来的新问题。

　　2012年5月18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中国滋根乡村发展促进会联合举办“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研讨暨‘新教育、新农村’项目启动会”。诸多学者在会上呼吁，中国应对撤点并校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并作出相应调整。

　　“撤点并校”政策始于2001年。针对农村学龄人口大幅下降的现实，中国政府决定调整农村学校布局，以降低办学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十年来，全国农村小学减少了一半。学校总量下降、学校向城镇集中，成为这一政策执行的基本特征。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学者刘善槐基于实证调研，认为当前的学校撤并的确提高了校舍单位面积的利用率、办学资金的利用率，降低了当地政府用于办学的成本。然而，学校撤并并不是简单地节约了经济成本，而是把部分政府的经济成本转嫁为农民的经济成本、学生的时间成本和安全风险。其调研显示，撤校后学生上学距离平均变远4.05公里，安全隐患增加且寄宿生呈低龄化趋势;住宿生的平均年花费为1157.38元，本来从免费教育制度中受惠的家庭又不得不承担新的教育支出。

　　而西北师范大学学者白亮所调研的甘肃某县，则出现大规模的教育资源浪费现象。截至2009年初，该县闲置的、由希望工程或公益基金会投资的项目学校就有11所。一些被撤并的学校，不少是2004、2005年新建的学校。一些被撤并的村小中只有学前班，大量教室闲置。

　　另一方面，则是学生集中到城镇后形成大量“超级学校”。白亮介绍，国家对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资金投入主要集中在学校教学设施的建设上，对学生的生活保障投入普遍不足。许多农村地区寄宿制学校食宿条件差，调研中发现20多个学生挤在10平米的小房间里。学生晚上上厕所要跑很远的距离，很多学生干脆从下午开始就不喝水。学校也没有澡堂，学生住校期间无法洗澡。

　　与此同时，学校生活教师缺乏，对学生的管理处于低级的纪律管理层次，生活老师缺乏专业培训，缺乏对生理、心理处于发展时期的寄宿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管理和教育的基本知识。

　　最让学者们担忧的，是寄宿的低龄化。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杨贵平强调，社区和家庭对孩子的成长尤为重要。事实上孩子的学习，60%应在社区和家庭来完成，40%是才源于学校。而寄宿制过早隔断孩子与家庭、社区的联系，并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在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范铭看来，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不是干脆把农村的孩子全部转移到城市，不应在放弃农村教育的前提下实现均衡。“城镇化的农村就没有农村?市民化的农民就不是农民?工业化的农业就没有农业?”范铭认为，如果还有农村，就不能放弃农村教育。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应是在同一个水平之下，不同的类型、不同层次、不同模式的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党国英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农村学校撤并的趋势也还没到停止的时候。但整个过程需要管理和控制。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雷万鹏则认为，中国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面临重大转型。应当从大规模撤点并校到基本保持学校数量稳定转变，从集中化办学到关注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转变。一方面要增加教育投入，在城镇地区新建学校以满足城镇化及流动儿童就学需求;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区域，应当适当保留小规模学校以保证儿童就近入学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