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建平和校车超载案的宣判，引来各界媒体的报道，同时也引发社会的深思。幼儿园校车超载是否该入刑，社会上出现不同的观点。

　　校车超载入刑反对派认为，赖某杵与赖某勇驾驶面包车充当幼儿园校车接送幼儿，核载7人，实载多达二三十人，虽属严重超载，安全风险巨大，但毕竟没有酿成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可批评教育了事。认同派对此反驳道，在幼儿园校车超载已沦为夺取幼儿园小朋友生命的“第一杀手”的背景下，驾驶幼儿园校车超载就该被判刑。前一观点看似富有人情味，其实非常荒谬。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学龄阶段的人口不断减少，使得一些地方的农村中小学及幼儿园撤点并校成为一种“时尚”。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校舍、教师等办学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苦累了年幼的中小学生以及幼儿园小朋友。撤点并校后，他们要么冒着严寒酷暑翻山越岭求学，要么额外掏钱乘坐幼儿园校车求学。出于时间成本与安全风险的考虑，绝大多数的人选择后者。因为，按常理，幼儿园校车定时定点接送，还算是省时省力且相对安全的。

　　然而，校车屡酿惨祸的新闻频现，使这种理论上相对安全的求学方式给人们增添了心理阴影。诸多安全隐患中，超载无疑是最主要原因。相比普通的旅客运输，中小学生及幼儿园小朋友的乘坐时间高度集中于上学、放学这些特定时段，而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运送完如此大批量的学生，对于运力本就不足的校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加之，涉事单位为了降低成本，最大程度地减少校车来回跑的次数，超载便往往成了家常便饭。

　　必须指出的是，一起起校车惨剧在带给人们永恒伤痛的同时，也直接催生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校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不得以任何理由超员”。 该条例自2012年开始实施后，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启动了校车安全整治运动，但一些农村地区的校车安全问题却因财力紧张、侥幸心理等原因，并未得到明显改观。为此，法律法规不断地补漏补强，特别是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扩大了危险驾驶罪的入罪范围，将“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的行为也纳入到刑罚范围。

　　可见，福建首例幼儿园校车超载入刑案，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其震慑力不容小觑。我们希望，全国各地的执法部门切实提高相关法律的执行力，对幼儿园校车超载现象决不心慈手软，该罚款的要罚款，该入刑的更要一律入刑，如此，则“开校车不超载”方会成为一种自觉行为。这既是对生命应有的尊重，更是一种法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