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条例起草过程中，通过到地方调研、召开座谈会和上网公布等方式，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作了多次修改。草案按照确保安全、切合实际的总体思路，规定了保障校车安全的基本制度。会议决定，条例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3月30日《京华时报》)

　　去年甘肃庆阳校车事故发生后，在温总理的直接过问下，校车安全条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拿出征求意见稿;今年两会上，校车安全问题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如今，校车安全条例顺利获得通过，中国的校车安全将正式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应该说，该条例亮点颇多，对校车驾驶人、校车通行安全、校车乘车安全等每一个环节，都有比较详细而可操作的规定;尤其是，还正式赋予校车“校车停车上下学生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禁止超越”等三项特权。

　　接下来公众的期待，当然是希望条例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项安全要求对于校车运营而言，都必然意味着成本增加;如果我们在管理上发力，却在经费来源上留下空白，校车安全条例会被地方落实成怎样，无疑非常值得担忧。要知道，校车事故发生后，各地掀起的校车整治运动，结果挨整的不是校车，而是学生们，因为他们连拥挤的校车都没得坐了。那么，校车安全条例会否也在事实上大幅减少校车的存在，让学生出行更加不便，从而潜藏更多交通风险呢?

　　经费保障永远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只有在校车运营经费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校车安全条例才能真正得到落实。事实上，英国等许多国家都将学生的校车接送，看作是中小学教育体系的一项责任。在美国，教育人士认为校车接送是“通向教育的大门”，是“社会经济的均衡器”。因此，在许多发达国家，校车的运营经费都是由地方财政或国家财政承担。然后，在当地教育委员会的管理和监督下，要么地方政府直接购买校车聘请校车司机，要么将校车服务承包给运输公司。

　　正如世行报告所指出的，其他国家经验表明，要确保校车安全，除了合理的校车设计和养护、校车司机的资格认证和在职培训、确保符合安全标准的监管框架等三项关键因素之外，还需建立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设置专项资金，以确保使用校车的中小学生都享有可靠的、可持续的、安全的校车服务体系。

　　是的，校车就应该是一项政府公共服务，必须将校车购买及运营支出列入政府公共预算，且相关投入至少不得少于当地公务车辆购置及使用支出。否则，公车不能没有，校车可以没有，究竟是“再穷不能穷教育”，还是“再穷不能穷行政”呢?如果我们不在经费保障上做出明确安排，在“财力有限”的幌子下，只要不出血的事故，地方政府不可能心甘情愿做出“停购公车买校车”的决定。正如要让校舍成为最安全的建筑，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要让校车成为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同样如此。明确资金来源，是落实校车安全条例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