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说一说常识。什么是常识?一加一等于二是常识;普通人用力将足球往天上踢，足球最终都会掉落到地面上也是常识。但有些本应该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却一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比如说：谁最关心学生的安全问题?官员?媒体?还是学生的父母?

　　新快报的深度周刊报道了广州市南沙区“未来之星”幼儿园失败的“校车实验”。该幼儿园的园长冯淑英出资购买正规校车以接载学生，但学生家长对此并不买账。由于大型校车并不能通过乡间的狭窄小路，家长必须将幼儿送到三公里远的上车点才能坐上校车，结果就是这个校车改革是彻底失败的，该幼儿园的学生人数从去年的150多人下降到今年2月1日仅有30多人。

　　对此，冯园长极不理解，她首先反复规劝家长“你十月怀胎，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难道还不肯为了孩子的安全，每天多走几步，去接送孩子吗?”再后来就直接将责任归咎于现在还在继续使用野鸡校车的幼儿园，“其它幼儿园的野鸡车都把生源抢走了。”冯淑英有点可惜又愤愤地说。最后，她直接向媒体举报其他还在使用野鸡校车的幼儿园，她自爆自己使用野鸡车的经历给电视台，她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已经使用了正规校车，其它幼儿园也必须淘汰野鸡校车，使用正规校车。”

　　学生的上学安全应该受到关注，但请我们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面，常识告诉我们，对这些学生的安全最紧张的人是谁?是这位热心教学的冯园长?是与学生毫无血缘关系的教育官员?是一腔热血的媒体?还是与这些学生骨肉相连的他们的亲生父母?

　　选择野鸡车而放弃正规校车，这是学生父母的选择，原因也在报道中明确说出来了。在冯园长口中的“每天多走几步去接送孩子”，实际上的情况却是“以南沙区珠江街前锋居委会永安二街为例，要进入到这里的学生家门口，必须经过一条2公里多长的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还需走过一条长约1千米、宽约3米的村巷，而“未来之星”幼儿园正规的52人座校车只能停在远离村巷的三公里外的路口，望“村”兴叹。”那些为正规校车竞争不过野鸡校车而鸣不平的人们，那些在感叹劣币驱逐良币的媒体人，你们可否愿意自己的孩子为坐上正规校车而每天都要走3公里并不平坦的村路来回两次?在这3公里的路程中，学生的安全就没有受到其他威胁?如果要评价风险，不应该单单只看学生上了校车后的风险，更应该将接送学生的整个过程来进行全面的衡量。家长面前有两种选择：校车就在家门口的野鸡校车，校车在3公里外的正规校车。家长经过反复权衡利弊，用行动表达了他们的意愿：“未来之星”幼儿园的入园人数大幅下降。

　　冯园长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寄望于用公权力来打压自己的对手，不是寄望于用公权力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学生家长的头上。如果自己提供不了家长需要的服务，就去抢占道德制高点，去质疑家长是否关心他们自己的孩子，去找权力部门和媒体恶意攻击同行，这样是真正关心孩子的表现吗?

　　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决定是否报道这些新闻呢?如果媒体的报道是真心想学生的处境得到改善，而不是为了抢新闻、争头条，那么媒体就应该以自己的智慧来判断这些报道刊登出来后学生的处境是会因此变坏还是会变好。广东电视台的吕晴春记者曾经说：“(如果由于媒体报道导致政府取缔野鸡校车再导致学生没车可坐而必须步行上学时，)出现这样的结果，不是因为报道的缘故吧，而是地方政府懒政惰政的结果吧?不去指责地方政府不作为反而指责媒体，很无语!”那么如果媒体明知道地方政府懒政惰政会导致这种结果，但还是要执意地去报道，我很难将媒体的这种行为解释为他们对学生的关心。比如说如果我明知道人从十楼的高度掉下来会死，那么我可以辩解我只是将人从十楼的平台上踢出去，造成他死亡的原因是由于万有引力，所以我对他的死亡不负任何责任吗?到底是谁更应该为此言论感到无语呢?

　　信息时报2011年11月21日报道，广西“黑校车”被查，学生步行10公里上学。同样是信息时报的报道，【这里的校车停了，70岁奶奶每天蹬车往返十几里送孙女上学】 校车事故后，江苏丰县所有校车都停了，70岁的奶奶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蹬三轮往返十几公里送小梦婷上学。奶奶盼着孙女有校车接送。她流泪说，自己年龄太大，这样蹬三轮恐怕撑不了几天……这些报道并不是孤例，媒体在决定这种校车报道时是否应该三思?是否应该将平时反复要求其他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来要求一下自己呢?是学生的利益重要，还是表达自己廉价的正义感和良心重要?

　　校车问题并非无解，农村土地私有化、废除户籍制度、开放自由办学，这三种措施都能大幅降低校车的出事概率和学生的伤亡概率。农民越富有，那么农民对自己孩子的安全投入就会越大。农民能进入城市成为居民，孩子上学的路途距离就会大幅降低。学校越多，学生就会有越多越安全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家长并非自己孩子最好的保护者时(这是很严重的指控)，请尊重常识：亲生父母才是学生安全的首要关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