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的配置其实不仅是增加一辆符合要求的车，而是要通盘考虑学校的分布、道路的使用情况等。假如路况很差，校车也就没法行驶。而如果修路耗资巨大，那不如就近多设置一些学校和幼儿园。而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道路往往是土路，走起来很难，这就需要政府有一个统筹规划。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本月10日发布，这部条例主要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乘车安全而制定的。对于幼儿的乘车安全问题，《条例》将之作为特殊情况在“附则”中予以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幼儿园布局，方便幼儿就近入园。入园幼儿应由监护人或者其委托的成年人接送，对确因需要使用车辆集中接送的，遵守本条例的规定。”

　　《条例》的这一安排说明，解决幼儿入园的交通风险问题，主要是通过保障幼儿就近入园和由家长接送来实现，而不是配置校车。前者是根本的保障措施，后者则是辅助之举。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除了幼儿太小，自身没有乘车安全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外，还因为在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差别很大，按照统一的校车标准作出规定，执行起来可能很困难。

　　固然，甘肃的校车事故，引出了幼儿校车的问题，但造成甘肃校车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把责任全部算在校车的不规范身上，可能会忽视其他也许更为根本的问题。比如道路是否通畅，假如不解决这些问题，校车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媒体日前刊发的对广州一幼儿园“校车实验”破产的观察报道，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广州南沙区“未来之星”幼儿园园长冯淑英在甘肃校车事故后，决心买辆新校车，以取代她那辆使用多年、非正规且经常超载的“校车”。可4个月后，她的生源减少了一半多。学生不来的原因非常简单，用她的话说，“正规校车车身太大了，不像很多私家面包野鸡车一样，可以深入到学生家门口狭窄、不平的村巷中去，家长们为了图方便，宁愿把孩子送去用野鸡车接送学生的幼儿园。”

　　除了道路的坑坑洼洼不利于校车“走村串户”外，按照冯淑英的说法，她的正规校车过桥费每次要20元，而野鸡校车只需5元;另外，后者省时、省油、成本小、压力小，冒险违规也值得，而前者成本大，全程GPS定位，监管严，总是被查。所以在和野鸡“校车”的竞争中，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购买的正规校车反而成了她的劣势，以致她现在萌生了重新用回野鸡“校车”的想法。

　　这个现实中的校车困境，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要谨防这种情况蔓延开来。考察这起事例，至少可以反映三个问题：

　　其一，立法要尽量切合实际，做到可执行。本次校车立法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保证制度规定切实可行的总体思路，并指出应考虑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同情况，给地方制定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办法留出较大空间。这是一个正确的立法思路。当然，中国之大，各地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立法要完全符合每个地方的实际是不可能的，且法律本身只取公约数，这就给立法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立法者深入实际，广开言路，而不能关门立法。按照这一精神，在像广州南沙这样的农村地区，校车的宽度就不一定非得遵循国家的标准。

　　其二，政府要做好统筹规划。校车的配置其实不仅仅是增加一辆符合要求的车，而是要通盘考虑学校的分布、道路的使用情况等。假如路况很差，校车也就没法行驶。而如果修路耗资巨大，那不如就近多设置一些学校和幼儿园。而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道路往往是土路，走起来很难，这就需要政府有一个统筹规划。

　　其三，政府还要做好民意的回应工作。政府不能把任务布置下去或提一个要求就万事大吉，而必须随时注意事情的进展，看在执行中出现什么问题，重视老百姓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能够立即解决的，切实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也要解释原因、跟踪反馈。如果用拖延的态度或者漠视老百姓的要求，只会积累矛盾。

　　校车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如何施政的问题。假如在上述方面都没有改进，那么，最后极可能出现像这位幼儿园长在《致教育局领导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情况：“我很后悔配合上级的指示;我很后悔重视岗位责任心;我很后悔维护幼儿园的利益;我很后悔重视人身安全;我更后悔自己的投入得不到合理回报”——还是但愿这样的“后悔”越少越好。